贺照田研究员讲座:“现代中国启蒙与现代中国政治”
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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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百年:如何找回国人精神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副研究员应历史学院之邀请,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楼307教室,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题目为“现代中国启蒙与现代中国政治”。

■本报记者 彭科峰 崔雪芹

首先,贺老师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分析指出这场自身存在明显不足的新文化运动,却最终在现代思想文化上获得笼罩性霸权地位的历史深层机制;其次,针对当前流行的两种新文化运动认知,他分析了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同时还探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处理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历史性难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措施;最后,针对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说明了中国启蒙内在不足分析视角存在的缺失及其所引致的后果。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杂志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影响中国百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报告结束后,贺老师与在场师生就当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如今,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发轫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等,决定启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议程,对这场伟大的运动进行研究与反思。

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和理论的激烈争论。百年将近,新文化运动当初提倡的种种目标到底实现了没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认为,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强调科学与人权,也就是民主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但是时至今日,科学和理性在中国仍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这就不能不考察中国启蒙和西方启蒙之间的差异了。在中国以及日本,如同李泽厚先生所言,启蒙只是个手段,目的是救亡图存。保全国家的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至于人的独立需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独立。这样一来,人的现代化问题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搁置下来了。”周程表示。

他进一步表示,就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而言,西方国家很早就接受了启蒙的洗礼,理性和科学被不断地强调。但是,理性和科学在中国尚未完全扎根,中国的问题不是理性过头了,而是理性不足;科学不是宣传得太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因此,启蒙在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盛晓明指出,一百年后,我们的科学有了一个庞大的躯体,仔细琢磨发现,它其实没有灵魂。“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格物、求实,还是创新?魂在游移。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的制度化上似乎缺失某种核心的信念。制度就是信念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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